1963年，纽约，基蒂·吉诺维斯从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回家。她的公寓位于皇后大街的一个安静的中产阶层居住区内。当她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的时候，一个持刀男人向她走来，刺了她很多刀。基蒂大声呼喊救命，一个邻居在窗口大声警告那男人：“放开这个女孩!”歹徒正欲逃跑，但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于是又从车里走出来，将基蒂击倒在地，继续刺杀她。这个不幸的女孩继续呼救直到最后有人报了警。警察接到报警后两分钟便赶到了现场，但这时基蒂·吉诺维斯已经死亡，歹徒也不知去向。
警察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发现，该袭击行为总共持续了35分钟，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了这一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个人报了警。为什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向基蒂·吉诺维斯伸出援手?皇后大街的居民们难道真的毫无同情心吗?难道只是因为公众道德的丧失吗?
在感慨现代人日渐冷漠的同时，社会学家们想运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探究类似事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美国，社会学家拉特纳和助手达利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当面临危机情境，需要出手援助时，现场的人数越多，出手相助者反而会越少，甚至没有人介入。
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实验员向公众发布一个“招聘启事”，从应征者中甄选出各方面条件相似的人员参加一次“面试”。
当不知内情的“应聘者”来到“面试”现场时，一位女士(实验员假扮的)安排他们在一间小办公室填写问卷，告诉他们先稍微等一会儿，自己要去拿一份文件，随即掀开门帘走进隔壁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实验才正式开始，实验员在这间办公室里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录音。
于是，正在隔壁等候的'“应聘者”先是听到那位女士爬到椅子上拿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她的尖叫、椅子摔倒的声音。随后，又传来女士痛苦的呻吟声：“噢，天哪!我的脚……我……我……搬不动它，噢，我的脚脖子……我……没法拿开身上这东西。”
拉特纳和达利想了解，在这种危机情境中，“应聘者”独自一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又会作出什么反应。他们记录了每组“应聘者”实施救助行为的百分率和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时间，如果“应聘者”在听到录音后四分钟内不作反应，实验就停止。
与“人多力量大”等观点的预测正好相反，实验的结果是：当单独一人时，70%的人会马上离开座位，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提供帮助;当两个“应聘者”在场时，离开座位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其中一人试图提供帮助的比例陡然下降到40%;而如果旁边有人无动于衷(由研究人员假扮)，则仅有7%的“应聘者”尝试着提供帮助。他人的袖手旁观，对见义勇为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降低了人们积极伸出援手的可能。
通过分析，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是拉特纳和达利提出的“责任扩散效应”。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即在某种紧急事情发生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帮助他人的责任被无形地“扩散”到其他人身上，每个人帮助他人的责任就相应地减少了。
打个比方，假定在紧急情境下，救助的责任是100%的话，当一个人独自面临这种情境，由于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的责任就是这完完整整的100%，他是否采取援助行为将直接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结果。
相反，如果同时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救者的责任，以及见死不救所产生的罪恶感与羞耻感被扩散到在场的每一个人身上，于是每个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就算我这个小小的1%不管，其他的99%总会发挥作用的。”因此，提供帮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似乎都成了别人的事，总觉得自己不去援助，还会有别人去做，事情总是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责任扩散效应”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幕惨剧。正是因为在场的每个人头脑里“除了自己之外会有很多人去帮助受害者”的想法，抑制了围观者的帮助意识，造成了实际上没有人伸出援手，不幸的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援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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