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大众文化，《娱乐至死》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本著作。尼尔·波兹曼将他的这部著述概括为“对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书中，他将印刷媒体主导的时代与电视主导的电子信息时代对比，阐释并批判了后者带来的娱乐风潮及其社会影响。

在尼尔·波兹曼看来，印刷品与电视两种作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媒介，所传达的思想亦并不相同，并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随着电视的兴盛与印刷术的式微，一切大众传播内容都需要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而对于这两种媒体的评价，可以用“深刻的报纸，浅薄的电视”来概括。

电视节目无论功能还是形式都偏于娱乐，深刻的内容几乎无法呈现在电视屏幕上，电视节目无法像印刷媒体一样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尼尔·波兹曼这样描述电视：“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而如今，随着文化的传媒化与传媒的产业化，前述的娱乐风潮已经不限于电视领域，更侵蚀到诸多媒介形态之中。

传媒产业化的成果——传媒业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子类，不仅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能够对受众的认知与行为带来影响。传媒业既包括文化产业核心层中的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社、广播、电视、电影，还包括文化产业外围层中的互联网、广告。中国传媒产业的产业链，则包含了与上述传媒产业核心层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在传媒业运营中，无论直接生产、经营媒介产品，还是运用媒介广告完成媒介的商品化过程，经营者追求的都是传播受众与范围的扩大，以此获得更大经济利润。由此，收视率、点击率这类代表受众“眼球”方向的指标，既作为媒介产品售卖情况的度量衡而存在，又成为了媒介产品生产的风向标。而娱乐无疑是博取受众的最简便、快捷的手段，正如尼尔·波兹曼所描绘的电视时代一样。媒介内容的展示价值和消费欲望互为因果，使得内容生产者以自况取代了自律，追求内容展示的效率与吸引力而非作品的深度和意义，对于情感诉求、视觉冲击的强调，早已超过了对内涵与社会意义的追求。

随着媒介竞争的日益激烈，为了吸引受众，新闻的娱乐价值观日益突出，社会意义开始被忽视。新闻之外的媒介内容，更是以娱乐为王道，无论是电视上曾红极一时的“超女”、“红楼梦中人”一类选秀节目，还是网络平台上几度掀起流行语热潮的“甄嬛体”、“元芳怎么看”，都在对大众娱乐神经的刺激中悄然吸金。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在尼尔·波兹曼的时代，印刷品带来的是清晰、严肃、理性的文化，而如今，纸质媒介为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觅得立足之地，也投身于娱乐化之中。报刊杂志中充斥着与电视、网络媒体类同的庸俗新闻，书籍也为严肃的内容披上娱乐化的外衣，从而不可避免地削减了深度——“水煮历史”、“心理学那些事儿”一类带着畅销书意味的名字尽管让文化变得通俗易懂，却引导着读者以戏谑的态度面对严肃的学术问题。

尼尔·波兹曼强调媒介特性与其角色的关系，电视的特征决定了它很难呈现深刻的思想内容，必须强化娱乐性，而如今传媒业的主力军——网络媒体的娱乐性无疑比起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网络的信息量远超电视，其互动性又使得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更为主动地寻求感官刺激。若真理确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是一种文化偏见，需要以特定的形式出现才能被人们接受，那么网络尽管凭借其开放性成为众生喧哗的自由港，却并不是适合真理生长的土壤。由于有识之士永远只是人群中的少数，网络带来的“大多数的暴政”往往会将他们的声音湮灭在庸俗者的聒噪之音中。真理被排挤时，娱乐更可以趁虚而入，大肆张扬。

在《娱乐至死》中，尼尔·波兹曼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认为媒介的形式对某些特殊的内容有所偏倚，从而最终控制文化。的确，传媒构筑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改变着受众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从而也塑造着文化。假若媒介文化产品体系全面商品化、产业化，以商业逻辑取代社会价值诉求，带来的必将是文化的异变。传媒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不能完全产业化，否则娱乐化的倾向将与商业化运作一并席卷传媒文化，使得传媒成为喧哗混乱、沾满铜臭的杂耍。

“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尼尔·波兹曼的忧虑，在媒介世界中文化商品泛滥的当下，同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